我的1919

1.1919年，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导火索，今年2019年，刚好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凡尔赛和约

2.涉及人物: 顾维钧 陆征祥 美国威尔逊总统

3.弱国无外交

4.美国主张废除秘密外交

5.中国诉求:收回山东，废除21条。

6.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

我的1919 (1999)

8.6

1999 / 中国大陆 / 剧情 传记 历史 / 黄健中 / 陈道明 何政军

播放源（爱奇艺）http://m.iqiyi.com/v_19rrn30hl4.html?social_platform=link&p1=2_22_221&_frd=wnMl8tqwPbIdjKQgwaZ0FGz9573H%2FyF6ieOL%2BQ4DsLuaYuEL4d9MBtFzpJ6nO1cn0xuoUDVyqGEqbjXkJ7J5wHEoyUe7m1DC7iPbeJ3Mxj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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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耻，方知荣。

影片再现了100年前的那场巴黎和会的些许片段，让100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当时中华儿女的无助与无奈，弱国无外交，即使外交家能有理有据的在和会上慷慨陈词，但赢得的只有掌声，帝国主义列强们该怎么欺负弱小还是怎么欺负弱小，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一件卑微的事情”，想要获得地位，除了让自己变强，别无他法。我们庆幸，49年的中国站起来了，经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不再是东亚病夫，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我们已经蒸蒸日上，越来越像大国，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让外交部越来越底气，而不仅仅是严重交涉，强烈抗议不满。

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极力斡旋，没能挽回和谈的失败，可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政府催促他们签字，民众的怒火涌向他们，他们有什么办法，即使是所谓的战胜国，已经被帝国主义欺负了那么久了，有哪个国家会把当时的中国放在眼里？现在还记得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陆征祥等列为卖国贼，似乎有些欠妥。

在英法美的眼中，1919年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他们曾经宰割国的国家，一战只是他们在欧洲打成一锅粥，无暇顾及东亚的利益而已，就像丘吉尔说的那样，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无可厚非。

作为战败国，德国被列强瓜的瓜，分的分，就像影片开始法国总理说的那样，要把德国这只柠檬压榨干，他们是压榨了，可后果呢，压榨出了一个希特勒，压榨出了一个德意志帝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祖国的七十华诞，我们应该高兴，也应该庆祝，但也要铭记那个1919年，是你的，也是我，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1919，愿我们的中华屹立于世界之林，繁荣昌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19，而是更多的像现在的蒸蒸日上的19。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让我们打到一切纸老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希望祖国不仅仅是复兴，而是在复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让繁荣真正的千秋万代，耀眼于宇宙。

影片主要讲述了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对中华民族肆无忌惮的欺辱和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的义正词严的抗争。这里面不但有为国家流下的屈辱的泪水，也有伟大的外交家们为捍卫祖国主权留下的汗水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挥洒的热血。 泪水篇 这个和会是胜利国举行的和会，又是个大国操纵的和会，除德国等战败国和苏俄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被特殊对待——五个席位临时被降为两个，而原因是在日本认为中国在一战中未出一兵一卒，毫无贡献，没有脸面出席会议。可实际上是这样吗？显然不是，中国十四万劳工血洒欧洲（见链接），中国却沦为“打酱油”的角色，本质上还是因为弱国无外交。 除了席位减少外，英美法三国同意日本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及获得其所有特权，这从凡尔赛传来的噩耗降临在中华大地上，立即引得全国哗然一片，土地上飘荡着满是失望与沮丧的空气。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打着算盘，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丝毫没有公正平等可言。 汗水篇 顾维钧，作为本片的主人公，在剧中展现了机智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忧国忧民，捍卫着着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一次会议开始前捡到的日本代表的怀表，看似无用武之地，顾却抓住了机会，以此影射日本偷走山东，巧妙地打比方引出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一定会无比愤怒的论断。这，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辩论技巧以及足智多谋，更重要的是心中对祖国的那份赤诚让他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为国争光、争气。我非常欣赏他这点。 顾的抗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代表团的同僚们在他精彩辩论后对他进行否定，他们可曾记得当时是谁第一个站出来为祖国伸张正义，这种强烈的对比又极大突出顾维钧的勇敢，在他心中，祖国才是最重要的，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他有足够勇气站在台上征服全场，这使得日本代表的诽谤是那么苍白无力。除了内部反对，美国突然变卦也为中国取得合法权益施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威尔逊总统最终举起了他那犹豫的手，这使得中国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可见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在此表露无疑。 《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到中国人耳中后，人民愤怒了，“五四”运动随之爆发。一方面是势如排山倒海的民意，另一方面是政府下达的签字训令，顾维钧在这两个极端中艰难挣扎着。最终，他拒绝签字，没有留下中国人的名字，没有眼睁着列强蚕食中华大地。因为他知道自己此行责任重大，“不签人民还可以为之一振，签了全国定会情绪低沉”，这种大局观使得他无愧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即使中国还是没有从和会中收回自己应有的领土主权，但，至少以顾维钧为代表的爱国之士点燃了中华大地的一把火，一把能使每一个中国人为祖国抗争的熊熊火焰，而这火焰越烧越旺，最终在1949年收货了真正的黎明。可能这是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给予我们的最大礼物——中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开始抗争起来，使这个国家不再受其他人的摆布。 希望我中华儿女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听到国歌时，都能有强烈共鸣，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我想，1919年流下的汗水也好，泪水也罢，终究告诉了我们弱国无外交的真理。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少年的你要努力、奋斗。 附：不能忘却的历史——法国华工墓前的哀思 http://news.sina.com.cn/w/2005-04-20/20015705035s.shtml?from=wap（来自网络）

据《我的1919》的编剧们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它是关于李大钊和‘五四’运动的，。这是一部献礼影片。”但是，考虑到正面表现五四运动之“陈旧”，与巴黎和会之“新鲜”，他们决定改弦更张，认为这也“完全可以涉及这个命题作文的基本内容”。于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从李大钊变成了顾维钧” [1]。的确，看起来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在坚持“扣题”的：出现了老套的民族主义符号“长城”，同时下方字幕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中国革命从此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依然是这个来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官方历史叙事。

然而，MZD是怎样论证这个分界点的呢？MZD的理由是，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的罢课发展为商人罢市，最终进于工人罢工，于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成为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出现的先声；中国革命找到了它新的主体。这样的论证，当然带有着强烈的目的论和政治性，当然是在给本政党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做论证；然而，剥去这意识形态的外壳，我们依然能从这个论述中看出智识上的合理性：在这个新生的中国的历史叙事中，顾维钧等人在巴黎的抗争，不过是人民群众在国内的运动的背景；外交家们在舞台上的腾挪闪躲只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出场的召唤者。而在行动着的大众性运动中，“中国人民”这一历史主体逐渐浮现；他们终于选择“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再向帝国主义者撒娇，从而实现了对民族国家中国的再造。在这里，“国家”在根本上是由“人民”所造就，用法国大革命时的术语，“积极公民”的集合即行使主权的“人民”，是一个优先于国家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才能够被论证为超越了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指向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可是在《我的1919》结尾这段字幕中，上述文字后却使用了另一种话语来表述“五四”的转折点性：“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这最后的一个“不”字，是在前面的部分消失后突然跳出来，字体加大；这样看来，所谓“历史转折”或“分界”的意义，也就不是新的历史主体的出场，而是早已存在的那个实体“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个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不”，难免让人想起在1996年出版，在本片推出前后风靡一时的政论《中国可以说不》。

有论者指出了本片的“个人化视角”，并论证说，这一视角主要由插入顾维钧的第一人称旁白来体现。他并对此大加称赞：“在过去的一些影片中，个人的尊严往往被民族尊严所掩盖；它倡导的观念是：只有民族国家有了国际地位，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得到尊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并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尊重…”然而，有趣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在国外必须受到“尊重”，这种要求国家民族身份可以转化为每个国民个体在他者面前的更高价值的话语，其实比所谓“集体话语”更具有进攻性，因为这恰恰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话语！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在列强那里几乎合法化了他们在十九世纪发动的几乎每一次殖民与帝国主义战争！“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的1919》所选择的题材与表现形式，绝不只是为了追求“新鲜”，它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全面改写MZD话语下的五四认识乃至中国历史认识的框架。而这一框架，绝不是像某些人从自由主义立场上发出的欢呼那样，仅仅是一种“拨乱反正”，是重新树立个体在历史中闪亮的价值这样简单；它所有意无意配合的，恰恰是已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的中华民族，再次向“empire”出发的脚步！

在《我的1919》中，历史的舞台中央再次交给了资产阶级的外交家们；而“群众运动”则被化约为由何政军扮演的肖克俭所象征的少数人密谋或是赤裸裸的暴力：他先是率领一小队华人在会上外抗议和会对中国利益的无视，后又与朝鲜革命者合作，来爆破日本使团在巴黎的驻地。顾维钧教训这个虚构的，“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人物：“你这样会碰得头破血流”，果然，一切的努力都化为徒劳，最终，肖克俭只能以一死相抗，在凡尔赛宫外自焚。影片中，这一自焚在国际舆论上的反响没有进行任何交代（哪怕是负面的交代，比如在报纸角落里的一个豆腐块，或者某个外国人物的“可惜了”、“太蠢了”之类的评价），而只表现了他被安葬在一战华工墓园里，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和肖的妻子、许晴扮演的“梅”在他的墓前祭奠的情景。

顾维钧为到肖克俭的选择而痛惜震动，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华工埋葬在华工墓园这一事实的启发和感染；于是在后续的会议上，他成功地使用了华工墓园的照片作为论据，向与会者证明了中国对于协约国的胜利所作的贡献。于是，在片中，何克俭所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行动者，被成功地归位为衬托顾维钧事功的背景。被MZD颠倒的历史终于再次正过来了，以至于评论家韩小磊欢呼这是“一次迟到的历史发现”！[2]最终，像肖氏这样自觉地为群众运动奋斗的人，和一战中的华工们被动地卷入时代洪流的人，不仅在肉身层次拥有着在巴黎郊外的相同归宿，而且在精神层次上其实也只起到了一样的作用，那就是成为顾维钧这样的精英人物在国际舞台上捍卫中国时所使用的一个“论据”。五四运动中登场的“无产阶级”或别的什么行动者，与欧战中的“华工”，都不能自己创造自己活动的意义，而必须有待顾维钧们来帮他们完成！

然而，历史的眼光是讽刺的，西线的华工们确实未曾有过把自身政治化，为自己创造意义的机会；但东线的华工们却有过，而且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在国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还在俄国革命中成为红方的一支主力军，以至于白方提出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用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屠杀俄国人”这样的切齿咒诅。

恰恰也就是这种对群众运动的认识，让作者构思出了这样的场景：顾维钧被要求不在和约上签字的华人包围，由于不愿提出不签字的保证，他遭到了群众的围殴；而这时，早已对他心生爱慕的房东女儿让娜冲出来，大喊“他比你们所有人都勇敢，都有责任感”，救出了顾维钧。对于以陈道明的形象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顾维钧们来说，相比使用暴力来妨碍他们的事业的群氓，异国女性的崇拜倒是一种最好的保护与慰藉了！说到底，陈道明的顾维钧的“个人”形象，恰恰是一个重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人物的自我形象；它是富有魅力的男性，是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角色，足以赢得西方女性的青睐和崇拜。

让我们暂且离开对影片和会之外的情节的分析，走进和会的现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月28日的十人团会议上的无底稿演讲，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闪耀的那个亮点。根据顾维钧本人的回忆，他的演讲内容是强调了山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沿革中对中国的意义，并提出了“山东是中国的圣地”。然而，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他曾经由这个认识出发，进一步把“山东”与“耶路撒冷”相比拟，也没有提到他曾用“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来论证“中国不能失去山东”；而只是说自己的演讲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美国国务卿兰辛上前与他热烈握手，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也为之鼓掌。尽管本片采取了顾维钧个人回忆的“视角”，同时在多数情节中，使用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来参考，却唯独在这个“山东-耶路撒冷”比喻中，没有按照顾的回忆来处理！

根据台湾中研院学者，研究北洋政府外交史的权威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的考证，顾维钧在和会中不曾提出过“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之类的比喻，这“应系报纸报道时之夸大渲染。”然而，在巴黎和会前直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舆论中，将“山东”和“耶路撒冷”联系起来的提法却是广泛存在的；笔者所见中，最热衷使用这种比附的，是梁启超及其领衔，有其身处的所谓“研究系” 背景的国民外交协会。在1919年5月发表的《国民外交协会宣言》中称：“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吐露文明之源泉..”[3]。而更早可见的类似说法，则是梁启超个人在自赴巴黎，声称欲为和会中国代表团后援时，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词：“山东为我国之耶路撒冷，而其地势横亘南北，握地势之要枢”[4]。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这个类比是否确实出自梁任公的师心独见；但在五四运动的现场，这个说法显然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广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还不能考证出，“山东-耶路撒冷”这一比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顾维钧的这次演讲挂钩的。事实上，梁启超与顾维钧所倾向的是不同的政治派系。然而，这一比喻被广泛挪用的这一结果，或许足以启示我们，把“山东”和“耶路撒冷”联系起来，是从一战结束到抗战开始期间，从梁启超开始的众多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广泛接受、传播和讨论的一个“母题”。甚至，我们还可以猜测，这种比附，连着这种比附中耶路撒冷应该毫无疑义地属于“西方”的认识，正是中国当时文化界的一个“共识”。

中国知识分子们之所以愿意采信这个很可能是来自知识界内部根据梁启超等人的相关比附敷衍而成的传说，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论证是极具说服力的，是可能会折服下到《费加罗报》记者，上到克里蒙梭的西方人的；然而这也就确实暴露了那一代中国资产者的“德性”。而在1999年的这部《我的1919》中，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陈道明的顾维钧同样大声地把这句未经确证的“名言”讲了出来，并且正是靠着这句话赢得了现场的各国政要的主动握手。据黄建新说：“他的那个演讲，我最起码看到有几十份资料记载，都是美国总统带头鼓掌并且下来和他握手，然后就是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包括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都下来和他握手。我们影片的外交顾问看到这段时曾提出疑问，他说，我不了解这段历史，但从国际惯例来说一个总统不可能下来和他握手…这等于总统表了态..我们保留影片原来的情节.我是从文学形象的意义，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他..”[3]那么，他是不是同样也曾经看到了对于“山东-耶路撒冷”论的不同说法的材料呢？他是否同样是为了顾维钧的“文学形象”来决定了对这一比喻的取舍呢？他是不是也和梁启超们一样，产生了跨越中间这几十年的第三世界革命插曲的共鸣：这个“山东-耶路撒冷“的比喻，是多么巧妙啊！该对”西方“有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呀！

是啊，多么巧妙的比喻！在那个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英帝国刚刚在阿拉伯起义者配合下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黎凡特，“收回”了西方所“不能失去”的耶路撒冷；在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是不会有代表的；会上的“东方人”大概只有中国人与日本；而《贝尔福宣言》也在一年前刚刚发布，替整个世（欧）界（美）“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已经慷慨地宣布将允许欧洲大家庭中多余的弃儿犹太人在这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遂行“西方”对这块圣经诞生之地的“开辟”。在这样的背景下，用“耶路撒冷”来提醒西方列强，山东同样该是中国夺回的战利品，而不该让日本染指，就像巴勒斯坦不能交给阿拉伯人一样，这是多么振聋发聩啊！对于一代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更弱的民族的权利毫无疑义、理所应当地应该作为被交付的筹码；他们所叹息的仅仅是把中国也划入到这样的行列中去而已。可惜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漂亮的答词没有能够打动“世界”。归根到底，顾维钧把中国想象成“西方”，然而，中国在一战中的事功却显然更接近那些为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流血的起义的阿拉伯人；而日本，才是那个和“西方”同构的真正胜利者！

而世纪末的，渴望自己作为“个人”被“尊重”的新一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他们通过这个作为他们自我形象的身着华服的“顾维钧”，用陈道明充满男性魅力的磁性、沉稳的声音再次说出那句话：“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句话的魔力更加深信不疑，以至于使用了这样的情节来强化它对“西方人”的有效性；片中那个对顾维钧一直冷眼相待，对自己的女儿对顾的崇拜感到不安和耻辱的中国代表团所租住的古堡的主人，被交代为“贵族”之后的房东太太（为什么要特意交代她的这一身份背景？为什么在之前要加意刻画她的保守立场？），也在她的女儿从中国暴民手中救出顾维钧后，冲入顾的房间，对他激动地说：“不能签字，那是不公正的！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回忆起我在小学时第一次看到这里时感到的震撼和感动，我不由得开始后背流汗了。以陈道明的形象回归历史舞台中央的顾维钧们，他们所一直试图在捍卫的，除了中国的山东，原来更包括了西方的耶路撒冷！

而在影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和会现场，镜头两次扫过两位穿着英国陆军式样的制服，却带着阿拉伯头巾的人物；这大概是想比拟英国人支持与保护下在阿拉伯大起义后建立的叙利亚、伊拉克等谢里夫家族担任国王的阿拉伯君主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中，这些尚未被承认独立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派出正式代表进入会场的！（尽管费萨尔的代表曾经被允许短暂地出席，以接受五大国代表对其情况的质询）。让历史上不在场的阿拉伯人出现，这仅仅是因为历史顾问的失职，还是想要表达些什么？如果是前者，那为何还要特意让他们穿上英国军装？而如果是后者，天啊！想象一下，真的有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家当场听到顾维钧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吧！他会不会气得昏过去？？

阿拉伯人违背历史的在场，与朝鲜代表团符合历史的不在场，在本片中都得到了看似轻描淡写但又足够醒目的表现，它们共同在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中接近答案。，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强调了自己当时是用纯熟的英语发表这篇演讲的，而在《我的1919》中，陈道明却在演讲全程中使用中文；他在出发演说前，还特意地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同事“准备一个翻译”。此外，在最后拒绝签字时，顾维钧发表的声明，同样使用了汉语。在这里，巴黎和会的舞台和八十年后那个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之一的联合国的舞台出现了奇妙的某种模糊；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将可以有资格使用自己的母语大声讲话了——虽然他们所要捍卫的，似乎还是同一个山东，和同一个耶路撒冷。

《新民主主义论》实现了对1919的征服，而《我的1919》又得以实现了对1919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双重征服。据说曾经被抛弃的风采出众的“个人”顾维钧以陈道明的形象归来了；而同时归来的，还有“耶路撒冷属于西方”的认识，以及与“西方”分享对第三世界的权力的认识。绝望的朝鲜革命者进不了会场，见不到大会主席克列孟梭，只好到处安放炸弹；而自信的中国资产者，却已经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喊出“不“，并且经常重复这个”不“了；不只是”不“，甚至已经是”否决权“！所有历史上的中国革命者们，请在各地的“华工陵园”里面安息吧！你们没有办法用你们选择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没有关系，陈道明-顾维钧们会完成你们的遗嘱的！在这些假造死亡革命者的遗嘱并“执行”这些遗嘱的精英们的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中，看似是在对抗抽象“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用来反对抽象“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都一点点地露出了因派尔利泽姆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可以由这部新时期的“主旋律”大片，《我的1919》，加以见证。

[1]、黄丹、唐娄彝：《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创作谈》，《电影艺术》1999年06期。

[2]韩小磊：《一次迟到的历史发现》。

[3]《国民外交协会之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

[4]梁启超：《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演说词》，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易丙兰：《巴黎和会时期研究系的国民外交活动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黄建新、吴冠平：《话说1919年》，《电影艺术》，1999年11月

被人看不起的那个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我的1919》，最近再看完它，内心总是波涛汹涌，为那个时代下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赤诚儿女们深情点赞，他们在那个灰暗的时代，活出了一束耀眼的光，照亮了后辈们前行的路。

如果说拥有全权代表职位，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官的顾维钧先生是生活在镁光灯下的耀眼星河，那么，他的好朋友肖克俭则是在黑暗中点亮那些镁光灯的勇士。

一个为外交而生，一个为爱国而亡，生命鲜活而炽热，令我们无比佩服。

肖克俭和顾维钧都是爱国勇士，顾维钧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为爱国撑起一片天。肖克俭用自己的演讲和倔强，为爱国铺好一条路。

在时代的洪流下，顾维钧令人敬佩，肖克俭也同样令人敬佩。

当然，最初的肖克俭，是不被认可的，就连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顾维钧也不例外。

一向隐忍克制的顾维钧不清楚好朋友肖克俭这样做有何意义，是有助于国家，还是有助于人民？顾维钧不留一点情面，直接质问过他。

可一向被别人认为是鲁莽，做毫无用处事情的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当他得知作为战胜国的祖国，在巴黎和会上仅仅给两个席位搪塞的时候，他愤怒了。他组织起爱国人士，一起发出抗议。他们质问外交团，抗议英、法、美、意的居心叵测。

他也因此被捕入狱，后来被放出来后，又被殴打得遍体鳞伤，他也无怨无悔。

当妻子拿到外国人拍的国人参战的照片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外交官好朋友是否用得上，是否在巴黎和会上有助于好朋友的发言。

所以，他不顾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他的娇妻，一心投奔到为心爱的祖国摇旗呐喊的事业上。

顾维钧在会上将日本代表牧野男爵怼得哑口无言，最卓有力的证据是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它足以推翻日本的胡搅蛮缠，也足以证明祖国为这次战役付出的诸多努力。

那场辩论，顾维钧赢了，肖克俭的努力做了大贡献。

后来，日本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几次交涉无果后，英法美为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包庇日本的巧取豪夺。

肖克俭看透了英法美的丑恶嘴脸后，他聚集起爱国人士，阻止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竭尽全力为祖国捍卫尊严和死守底线。

甚至在看到好朋友时，拳脚相向，想以此打热他体内已经冰冷麻木的华夏血液。其实，好朋友顾维钧从来没有弄丢过他的爱国心，只不过是与肖克俭不同的方式爱国。

老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肖克俭和顾维钧属于前者，日本代表牧野男爵属于后者。

后来，眼看着英法美越来越受日本左右，便和一群爱国同僚们抽签决定谁去英勇赴死，以此换取英法美的关注，以此打消支持日本的念头。

后来，肖克俭坐在英法美国旗拼凑的大旗前，在滚滚大火中献出了生命。

可能很多人看到肖克俭的做法会觉得他幼稚，又或者觉得他一意孤行，毕竟他从未考虑过妻子梅的感受。而且，就像顾维钧说的，他这样做不知道是有助于人民还是有助于国家，站在外交官的立场，好朋友肖克俭的行为甚至会给外交带来不利。

可是站在肖克俭的角度想，他不顾个人安危，顾不得妻子，不惧列强的欺辱，敢于在异国他乡唤醒华人、国人们的爱国热情，燃烧赤子之心，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激情。

他很清楚自己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也很明白自己的做法太过激进，但他很明确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热爱祖国，所以他不惧狂风暴雨，依然勇往直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多少人苟且偷生，有多少人离经叛道，有多少人忍辱负重，而肖克俭却敢于掷地有声的为祖国努力奋斗，不屈不挠，这是何等的赤诚？

别说是生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的人们，敢于向祖国掏出真心和实意，就是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却仍然有人崇洋媚外。

很佩服肖克俭的勇敢和执着，为了爱国的初衷，坚持到底，哪怕付出生命，他依然是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和怀念的爱国志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于1919年在巴黎召开了大会，这次会议本应是全世界各国一同协商建立和平新世界的大好机会，却被以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为首的列强阴谋篡改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一战期间贡献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劳工，这些中国劳工远赴欧洲，在那里他们有效地支援了各国的工作，给一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些，却被日本代表称之为“中国在一战期间毫无贡献，未派一兵一卒”。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顾维钧怒不可遏的对日本代表予以驳斥，赢得了在场众人的掌声，而日本代表也被说的哑口无言。

顾维钧于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交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务，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被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现的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另外两个是“李鸿章”和“周恩来”。

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同样是战胜国，却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最终也没有在会议上保住中国的山东。随后，国内因此而爆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不可遗忘，当时的屈辱我们不可遗忘，2018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紧急会议，当时，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会上怒斥美国以谎言为由发动侵略战争，但他发言一开始，美英代表就纷纷离席，叙利亚外交官会后无奈的坐在大厅的一角，这一幕与我们当时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多么的相似。庆幸的是，我们的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了，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以前那样任意践踏我们国家的尊严。

叙利亚外交官

青年同学们，五四运动虽然过去了100年，但是我们国家仍然需要继续砥砺前行，不能为一时取得的成绩而止步，而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各位同学，我们的国家有西北的荒漠要治理，有东北的经济需要振兴，有南海的主权需要维护，有滇桂黔需要发展，有宝岛台湾需要回归……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希望我们能够结合国家需要，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我们的工作也能够留在历史上，从而使自己的名字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