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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麦收
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第一部，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非议之处不是来自镜头对准了妓女这个群体，而是导演在没有知会主人公的前提下将她们许多隐私公布于众。完全没有遮挡的脸部特写，她们的日常作息接客内容，甚至连详细家庭地址都一一曝光在镜头前。或者应该庆幸纪录片拍于2008年，那个网络人肉还没如今这么膨胀恐怖，人潮汹涌的微博还没出现的年代 ——她们得以有时间和空间上喘息缓冲的余地。 几个年轻的女孩，坐在一张仅仅用四沓砖头支撑的薄床上，大大咧咧的讨论昨天的生意。不施粉黛的脸朴实无华，看不出任何印象中的妖艳狐媚。只有在她们夹杂着各自方言口音的普通话里，那些粗鄙俗落的字眼中感受到了一点风尘的气息。从猎奇的角度来说，这一段是最"精彩"的部分。 性工作者之间的谈话，是最接地气，也最多实际内容的一环。从来往的客人职业，看得出她们身处的地理位置；从过夜费的高低廉贵，也大概能衡量出当地物价的大概水平；形形色色的风吹草动，可以判断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生意也随着季节的更迭人流的聚散，而变得时好时坏。这里凝聚着底层边缘人物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张活生生的城市晴雨表。 镜头里的人物不只是小姐本身，还有他们背后的老鸨与客人。老鸨的上下疏通能力与疏财敛财，很大程度决定着这个群体的规模和大小。三五成群似流莺，树大招风惹仇家。她们彼此之间了解不多，像一撮抱团的柳絮，像一个城市最边缘的年轮，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延伸扩张，她们随时会消失在变更的轨迹里。 许多女孩身上带着浓浓的江湖气息，做事雷厉风行恩怨分明，会为姐们两肋插刀，也会为了某个上心的回头客争风吃醋。她们排解着男人的寂寞，她们也是寂寞侵蚀的对象，客人找她们，她们找鸭子，用肉换钱，用钱买笑。大多数客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钞票上还渗透着汗滴，城市的余温就在这钞票间传递着，像麦田里的流水沟壑。 这是一个被法律和道德所禁忌不容的族群，但又存在于你我的周围，在深夜里闪烁着点点幽幽的暗红。来自农村，低学历，家境困难，是她们共同的标签。大家从各种报刊杂志小视频里能经常阅读到她们的身影，和各种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白领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样生活在京城，大概这帮属于"北京女子图贱"。人有三教九流，小姐也分倌魁妓娼。达官贵人间左右逢源的红牌佳人，是风月场所里的凤毛麟角，民工工棚旁边安顿，朝迁暮夕的她们更像是游民们互相依偎的篝火。 导演把镜头更多的留给了她们是一个普通人时的生活。当他们抛开了金钱关系，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吃烤串喝啤酒时，看不出任何的不同。男女之间的交谈，一旦超越了性的拘泥，肤浅的交谈容易让男人阵脚不稳，显得胆怯和畏缩。她直言不讳的指责男人，用鄙夷的语气回敬着对方不经意里透露的优越。有时候，同情是同类中最清高又无用的东西。 她们有着同龄人同样的困扰，青春宝贵四个字在她们身上尤其明显。用更短的时间赚更多的钱帮补家庭，找个合适的对象嫁了，都是刻不容缓的主题。对于爱情，她们说无所谓了不上心，真陷入其中时依旧会黯然伤神。更多的时候，女孩保持着沉默，纪录片忠实的记录着这份无言，很容易将自己代入其中。除了观众，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纪录片画面拍的粗糙，大概和当时的设备有关，颗粒明显，时而躲闪摇摆，颇有地下影片的味道。但后期却被剪接得很有趣，"生猛，鲜活"。脚底的玩具警车爆了胎被踢到一边，田地里茂盛的麦穗迎风摇曳，女孩光洁的脚踏在泥泞的土壤里。这一边，医院里躺着奄奄一息的父亲，淅淅沥沥的愁人阴雨，镜头一转，是生机盎然的庄稼地。麦收季节中女孩两种不同的身份在城乡来回穿插，支离破碎的是外面的世界，完整的沉甸甸的留在了家里。 导演从接触拍摄这群小姐的日常开始，仿佛打开了一扇大门。游民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看起独立成篇，个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 “流动的盛宴”
好闺女之外，妓女是苗一体两面中的不体面。片子没有交代苗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常理下不明智的选择——镜头里落后的农村、老病的父亲或许能稍作解答。工作即是出卖身体，没有什么贵贱高低。可潮流的音乐，大红大紫的铺盖并不能为她换来一点体面。因“歇逼”而生气的苗，放出的狠话也不过是“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只有偶尔的泡泡鸭子，能让她汲取一些尊严。苗当然也渴望不与金钱挂钩的感情——于是她不可抑制地沉溺在与强的电话粥嘴贫中。苗用着当年的流行语警告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你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临了，曹大夫用严谨的医学知识宣判了苗老父的死亡，强则用一句浪漫的“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一颗流星”给爱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不会知道，苗究竟在为何落泪。臭男人将情节推向了极端的戏剧化，然而可怖的是这是纪录片，是一米巷里潜藏的真实。当年第一次走近炮房的时候，苗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陷进去以后该怎样逃出来？豆友懒画眉的影评里说：“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得过普利策奖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则有这么一句话：“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流动性予苗们这些“外地来的”以希望，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夺去了他们成家的可能，隐私与安全感自然要么沦为敝履，要么成为奢望。这也是为什么城中村蕴存着无限的叙事可能。
转场很有想法（尤其是警车隐喻），从琐屑的生活素材中剪辑出思路清晰的纪录片，也很见功力。关于这部片涉及的道德伦理，不想也没有资格去谈论太多。只是烧烤摊外苗接电话时导演那句“扬声器”、苗接完分手电话后“到底怎么回事”的质问，抹杀掉了这位精神嫖客的最后一丝温情。
3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4 ) 恐怕是凡人皮面懒骨头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郭力昕2009年在台湾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他说：“徐童导演在《麦收》里态度非常清楚，他想给这些“没有面目”的人一个正常的、坦荡的面目，让观众看到，最底层的性工作者，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
真的吗？
纪录片中的人绝大部份依赖导演的呈现，而徐童导演有意把红苗描述成一个普通人——“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他采取平视的视角去描述这个人，这种人之平等在我看来是“应该”，如果社会觉得导演视角独特而追捧，是这个社会病了，不是徐导的超脱。
第二，徐导展现的是不是真实的红苗？如果红苗真是他镜头中的那个有点可爱的平凡姑娘，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红苗会走上这条路——这里才是这个人的核心。
在国内从事这一行，原因无非被迫和自愿，红苗的状态平和，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反抗意识，那便是自愿。自愿卖身又分三种，生活所迫、懒惰、性瘾。
生活所迫？她的父亲得病，但似乎并不很重，生活基本能自理（能穿衣），接受采访表达清晰，红苗家有田地，房子不小，有兄弟（似乎兄弟还娶了妻），装修看起来不是真正的贫苦人家。红苗回家，给了母亲2000元，这个数对她来说应该不算什么，毕竟她还有钱泡鸭子，“也不贵，100块一次”。父亲的病恶化是在片子后半段——红苗从业许久以后。而在她选择从业时，生活显然没有给她造成难以负担的压力。
性瘾？导演没有提。但设想，有性瘾的妓女，对于一个导演而言将有着丰富的意涵——为什么不常换男友（像《女性瘾者》里夏洛特甘斯伯格那样）而选择卖身，下面有大量值得挖掘的东西，导演通常不会错过这样的好选题，而流于表面去拍日常生活的琐碎。不过既然导演不提，我们无法排除这一点。
剩下的即是懒惰。这也是我看来红苗最有可能从业的原因——不管她是以何种方式入行，最终她选择留下而不是反抗，极大概率因为懒惰——这行来钱容易来钱快。按他父亲的话讲，红苗要是是个男孩子，她能闯出来。这样一个健康、有能力的人，最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这才是片子最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个大环境何以塑造了这样一个人。而这样一个因为懒可以放弃尊严的人，在被人说“歇逼”之后，为了“尊严”毫不妥协，也显得诡谲或者意味深长。
当然，如果你要为妓女正名，说这也是体力劳动，收入都是劳动所获，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且导演和红苗本人都没想深入讨论这一点。反而，导演的呈现非常trick，他有意地展现了红苗那些常人情感，回避了她对卖身这件事的态度，是拍了皮子没拍里子。欣赏片子的观众，也许你们看到的是件好看的大衣。而我甚至开始怀疑导演拍这个片子的发心。
5 ) 苟且偷生
徐童是一个太懂得生活的人，他知道如何接近通常意义上拍摄者很难接近的人群。“苗苗”对于很多没有见识过妓女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是绝对的未知数。但她对于观众的未知并不真的来源于她的职业，我们对她身边的人、对她本身的性格和行事方式都抱有窥探的猥琐兴趣。徐童把这种猥琐的兴趣在纪录片中稀释调和，最终让它变成了单纯对社会中游离个体的关注。苗苗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会穿又土又艳俗的衣服，同时脱下这身衣服和民工、卡车司机之类的嫖客睡一睡。她夜生活除了偶尔去KTV找找男妓外，便是坐在路边大排档里吃烤串、麻辣烫，喝啤酒。她亦会在人前人后议论老板，也会陷于感情和友情的纠葛里，她自然也会在父亲病重时扛起家庭农忙的重担并在父亲去日无多时郁郁寡欢。《麦收》的结尾，苗苗在徐童长时间的沉默里情绪激动起来，她大声质问徐童“还拍不拍”。然后画面一黑，随着演职员表的出现，苗苗哼歌的声音轻轻浮现……徐童在《麦收》里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多面塑像，他记录了苗苗一段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生活在苗苗身上碾压的过程。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语境里都和苗苗处于同一种困境，苟且偷生之余，道德理想思维哲学都显得毫无用处，尤其是在残酷而复杂的现实面前。
6 ) 《麦收》：“底层”与“自我伦理”
1《麦收》既是中国语境中探讨纪录片伦理绕不过去的片子，也是女权主义者始终抗议的影像霸权的样本——如何看待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1）三位性工作者关于嫖客『好不好』的那场讨论。 拍摄视角位于斜下方，表明这本身也是纪录片中的『偷窥』视角。右女描述此嫖客的『坏』，反复使用『鸡巴』来表示愤慨，配以动作表明如何坏。左女描述同一嫖客的『好』，顺利结束然后睡觉，免受折磨。 讨论中ZC提出右女在自己的描述中是否存在personal attachment的问题。HQ认为在这种描述中，描述者是把嫖客当做一个他者来定义的。 这场戏确实值得玩味，右女和左女看起来是在讲同一个嫖客，但事实上描述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对象，都在讲自己的经历是特别的，一个是坏得特别（不断重复动作），一个是好的特别。每当一个讲坏的时候，另一个就回应相反的感触。牛洪苗坐在中间听着，关于这场讨论没有发言，在后面听说一个处女价值一万块的时候表示感慨应该『打扮』一下去挣这个钱。 （2）牛洪苗的对镜自述。 从女权之声的描述来看，格格是明确表示拒绝拍摄和拒绝放映的，而牛洪苗的态度是『沉默』，徐童描述为『默认』。 牛在镜头前表现得自如放松，以至于持拒绝态度的格格也流露出了天真的一面。我的疑问是，如果牛是拒绝作品放映的，那么在拍摄时为何能如此坦然地面对镜头，如果牛是默认放映的，那么她是如何理解被拍摄这件事的？镜头毕竟镜头。 2 结合电影讨论的理论文本是吕新雨在2011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引起纪录片拍摄者不满的发言《“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 》（文章包括发言和对质疑的回应两个部分）。文章谈了两个三点，一个是对底层政治的三层理解，另一个是底层纪录片的三种观察。观察之外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引发争议的『没有一个本真的底层』的质疑，另一个是回应质疑而提出的『自我伦理』。 3 对底层政治的三层理解： （1）总体政治环境，『底层现实与上层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与反差，使得底层成为被遮蔽的巨大存在，成为整个社会的“黑暗面” 』，也就说，如果拍摄对象是不合法的，作品只能不合法（比如性工作者）。 （2）历史语义，九十年代初的『老百姓』在中期转化为『边缘人群』，新世纪以来又改写为『底层』，改写固然涉及到学术造词，但在内容上的确展示了当代中国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吕新雨认为『今天的独立影像其实是面对一个断裂社会里面的底层问题 』，走到这一步就不是自我和他者的个人问题，而是阶层固化的群体关系。 （3）东西方语境中的全球政治格局，『西方对中国底层视角的外部理解，与我们自己在底层内部的视角解读之间互相纠葛 』。这个问题自然并不陌生，只不过从第五代导演的镜头到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镜头，『东方』的影像变化过程颇有意思，这个问题也值得单独再讨论。 4 基于这三点，可以理解吕新雨认为『底层』这个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值得怀疑和分析的。就国家意识形态，底层是需要国家改造/救助的一群人，是应该和国家联系最密切的一群人，因为只有国家才能行使一种跨越阶级的力量（自我奋斗希望渺茫、中产阶级没有救助的责任和义务、NGO组织只是杯水车薪），而纪录片镜头中的底层刺破了这种理论上的『亲密』。这种亲密正是李海燕在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中反复提到的那个例子，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公安部门打出标语『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潜台词正是『Trust no one but the government』。或许是底层政治面临的根本问题。 底层这个词之所以复杂，或许是因为它沉积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角力中的所有残渣，对这个复杂的底部而言，要么成为它要么改变它，但镜头的意义却是，如何面对它。 如果不是Yomi特别把『ethics』这个词拿出来作为这学期的主题讨论，我自己是不会刻意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甚至可以说，伦理这个词在我这里是缺失的，天然地将它简化为一种个人立场，只要我自己知道在面对对象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符合我的价值观）的立场/态度就好了。而这种面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博弈。 5 三种记录底层的言说方式： （1）尊严政治，季丹、沙青、冯艳、和渊等导演的作品，作者要表达的是一个浪漫主义 的、乌托邦的底层、乡愁的底层。 （2）暴露政治，阴暗的底层，作为黑社会的底层 ，周浩的作品《龙哥》。 （3）游民政治，『把底层作为一个“流民社会”得以存在的价值体系及形态呈现出来，包含了某种粗粝的人道主义 』。 6 关于『没有一个本真的底层』 如果吕新雨只是强调底层的复杂性，或许并不会『激怒』拍摄者，但她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本真的、“自在”的底层社会的自我表达，很反讽的是，现实中的底层表达也许正是对既定权力关系的模仿和复制——以倒置的方式』。拍摄者把自己视为深入底层的桥梁，而现在吕新雨说这个桥是断桥，是拟象，是仿真，桥那头的人原本是哑巴，现在忽然会说话了那么他们说的是谁的话？（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动画片《魔方大厦》中的《樱桃塔》）显然让很多人不舒服。我都已经这么『底层』地拍底层了，你说我是他者？ 看了《萨满动物》宣言和薛鉴羌的文章，反对意见的核心观点是纪录片反映真实，而理论是在说假话，拍摄是第一人称，而评论家却冷静地使用第三人称，对拍摄者来说，这是一种虚伪的陌生化。 对于拍摄者来说，底层是一个不存在的词，不仅是因为身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里非权贵即底层。用薛鉴羌的话来说，如果你能阻挡强拆不拆你家，你就不是底层。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纪录片除了要面对被拍摄者，同时也要面对观众/评论者，且（发声的）观众和评论者的身份往往重叠在一起。由于独立纪录片的小众性，往往需要经由评论者/研究者的声音来传播，这种阐释在事实上充当了『再创作/完成』的功能。 7 关于『自我伦理』 『自我伦理』也就是『导演与被拍摄者在身份上合二为一』，『把拍摄者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转换为拍摄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把伦理的压力和挑战转移到自我的身上。这样的方式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导演身上，并且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激进的姿态』。我的理解是，原本用以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客观伦理问题，变成了处理『旁观的自我』和『沉沦的自我』的主观伦理问题。表面看吕新雨提出自我伦理是在重塑拍摄者，但激发她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拍摄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有点意思。
7 ) 一个普通女孩的人生中不足为奇的四季
我其实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从记录片的角度来说，大段的画面中镜头多以“朋友”的视角加入场景，一起喝酒，甚至参与对话。因此拍摄到的画面和寻常第三人称角度纪录片相比更加具有私密性，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所展现出来的情感也更加的私人化。同时，在拍摄人物的间歇，导演又插入了很多游离在主题之外的，更加具有意象和符号化的镜头：雨天的小巷、麦田、市场里的人流。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单纯的当成一部记叙了普通女孩生活的故事。
其实初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吃惊。在普世价值观中的“边缘人群”，在谈论起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出乎意料的那么坦然——无论是对性本身还是对自己的生活。
她们一边嬉皮笑脸的说“其实大家都是好奇嘛，了解了之后就无聊了”；一边又像无数普通的女孩一样面对结束的关系而犹豫，为背叛自己的情人哭泣。
她们是特殊的，在逼仄的炮房里咒骂她们的嫖客，伴随着吵闹的音乐跳舞，在简陋的KTV里和异性性工作者打闹。但是她们又是普通的，穿过铁路到邮局给家人汇钱，和朋友在大排档喝酒吵架，在麦收的时候奔走在地里。
北京和家乡在镜头里对于她们没有区别，都是那么狭小灰暗。她们的生活中有避孕套、酒瓶和无数朋友一般的嫖客。但和众多年轻人一样有着眼泪、病例和生病的家人。
导演从来没有回避过那些特殊，但是也从来没有吝啬过那些普通。而相比于区别，那些芸芸众生的鸡毛蒜皮反而占了多数。老鸨、妓女、嫖客，他们在导演的镜头下就如同无数普通人一样，聊天、吹牛，开无伤大雅的黄色玩笑，站在工地里热情的介绍着自己的工作，在生日那天做上一桌子菜。
影片的结尾，洪苗抽的烟头铺满了医院的窗台，导演问她有没有想过父亲去世，她回答不知道，对着镜头哭了，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们并不知道属于洪苗的故事结局。如同片名《麦收》，这只是个普通女孩的人生中不足为奇的四季。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